上海买房网 房产资讯

回应许小年?厉以宁:什么中等收入陷阱啊?跟中国是没关系的!(精彩全文)

潮汕财经     2017-05-20   RSS
A+ A-

关注公众号
潮汕财经

来源|经济学家圈 (ID:dalianpapapa)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和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厉以宁教授供给侧改革专题报告会”于2017年5月19日在北京举行。以下为演讲实录,文字实录来源新浪财经,未经厉以宁先生审阅。

厉以宁:我讲几个问题。

不要单纯追求GDP,结构问题更重要

第一个问题,结构比总量更重要。我们不妨从历史谈起,1840年中英之间发生了鸦片战争,当时中国的GDP是全世界第一的,比英国的GDP要多。英国的工业革命低的出口的产品主要是蒸汽机、火车头这些东西。在对外贸易中,英国利用印度出产的棉花和自己的机器进行加工制作纺织品,行销全世界。中国的手工业根本抵挡不住机器加工的纺织品,这就说明结构问题是很重要的。

当时传说中国已经有4万万人了,可是英国呢,才一千多万人。虽然人少,可人力资本质量高,从工业革命以后,英国就大力发展学校,小学普及了、中学新建了很多、也新建了很多大学。而同时期的中国呢?虽然人口数量比英国多得多,但是人力资本是不行的。那时候的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绝大多数也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什么呢?是四书五经,准备考科举用的,有几个人懂近代科学技术?有几个人懂近代金融管理?没有的。

所以这就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要去单纯追求速度、单纯追求GDP,没用。结构不合理,跟人家一比,这差距就出来了。

改革缓慢是因为利益集团阻挠和路径依赖

第二个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我们的经济结构需要继续调整,这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很多过去遗留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要反对单纯以速度、以数量为标志的增长的,这是传统的增长方式。我们在曾经的一个时期,认为数量是重要的、速度是重要的,走的是传统发展的路子。这一定得改,现在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就包含了补短板、降成本、还有解决产能过剩等等问题,主要是着重在改革。

结构调整是重要的,但结构调整不是唯一的,唯一的应该是转变发展方式。我们现在的结构性改革重在转变发展方式,这就是要改变那种传统的只重数量和速度的发展方式,转为注重质量和效率。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为什么结构性改革一直在进行,但力度不够呢?因为要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并不容易。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利益集团问题、这么多年的传统方式做下来了,已经形成利益集团了。他们不愿意改,因为改了自己的利益就丢了,所以能拖就拖。第二个问题,人们养成了惯性,或者叫路径依赖。有了利益集团的阻挠,不愿意改,有了路径依赖,不想改。很多人是跟在后面瞧,实在不行了我再改改,能拖就拖,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所以结构性改革不仅是调结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仔细地认识到,补短板远远没有解决,降成本远远没有解决、去库存也没有解决。生意一好煤炭价格又上去了,所以煤照样挖。我们一定要站在全局角度看问题,一定要转变发展方式,我们的改革才算进了一大步。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过时了,当下的创新出现了变化

第三个问题,创意、创新和创业。20世纪这一百年当中流行最广的经济学名词是“创新”。这是一百年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来的,他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是60年代末才有的,熊彼特50年时代初就去世了,否则他肯定是最早的诺比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我们今天讲的创新、创业,理论根据还是来自熊彼特。

但是,熊彼特的理论现在已经过时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创新环境出现了新变化。第一个不同,熊彼特给创新下了一个定义,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重新整合。但是现在的人都不这么看了。认为创新是市场信息的重组。只有市场信息重组,你才能有新的发明、新的经济组织出现。

第二个不同,当年熊彼特提出创新理念的时候,他认为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企业家,另外一种是发明家。发明家整天在实验室中,企业家在市场上,但是二者之间是没联系的。企业家要寻找项目,看看有一些什么新发明。发明家也希望自己的发明能够更多的被推广,这两者需要平台,没有平台就找不到对方。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今天都认为重要的是有中间人,因为他们懂得现实情况,能够把科学家和发明家结合起来。现在年轻人认为创意最重要,没有创意就没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创业。现在完全变成了新情况,自然有中间人在为企业家和发明家指路,把两者结合到一起。

大家都知道比尔·盖茨这些人,他们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是咖啡厅的常客,会在咖啡店里讨论新的创意,今天,中国也已经普及了这种氛围,你到中关村的咖啡店去看看,全是年轻人、博士生、他们都在交换信息,因为信息是最重要的。这样就有了创意,有了创意,后面的问题就好办了。

第三个不同,熊彼特一直认为贷款是最重要的,企业家如果不和金融家有密切的联系,得不到贷款则一事无成,这适合于一百年前,但今天不是这种情况了。现在,资本很多,但是不知道项目在哪里,它要靠创意来辨别项目。一旦有了好项目,资本就自然到了。

当然,银行贷款当然是一条路,但是投资也一是条路。别人看你这项目好,他就愿意来投资,平台已经搭成了,所以今天不像一百年前,你要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去贷一点款,只要真是好项目就不怕,因为资本都在找项目。

第四个不同,一百年前的年轻人有力气、能干活,是简单劳动者。今天就不一样了,大学生、研究生、年轻教师都在找机会。现在的人才是不断出现的,今天比过去的机会好得多。但是, 机会跟挑战是并存的。这一批年轻人出来不怕失败,反正我什么本钱也没有,我就是在那里讨论讨论,介绍人把资源介绍给他,有了我就做。

今天的年轻人是不可小看的。他们今天可能没有什么资本,但是他们不怕失败,不停的在这里折腾,能够有10%的人成功就不错了,5%的成功也不错了。但总有机会能成功的。

第五个不同,今天的产业链比过去大很多倍。一百年前一条产业链的形成可不是简单的那时候没有平台、没信息、没有中间人。今天就不一样了,产业链的形成是很快的,谁能想到快递业发展得这么快。这都表明了今天的年轻人跟过去不一样,今天创业链、产业链的形成充满了新气象。

最后一点不同是,一百年前最大的发明来自军工。一艘航空母舰集中了当时各种最新的发明,天上的战斗机是最新的,这都是从军工部门开始的。但今天不一样了,民用部门变成了主角,甚至军工部门也在用民用部门的新发明。这就表明了人们思想在变化,民用、军工渐渐打通了。这些情况都告诉我们,重视创新一定要懂得创新给我们的是什么?创新给我们是希望、创新给我们的是机会。

市场是可以创造出来的,要提供人性化的产品

谈第四个问题,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MBA学生提出了一个案例,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四个推销员,指定去和尚庙里推销。第一个推销员一把梳子也没卖掉,和尚说我光头,要梳子有什么用?第二个推销员销了好几十把,他对和尚们说,梳子的第一功能是梳头,但还有第二功能,经常用梳子来刮刮头皮可以止痒、明目、美容、养颜,于是就销了好几十把梳子。第三个推销员呢,卖了几百个梳子,还拿到了订单,他在庙里观察发现,香火挺旺,香客挺多,磕头的人头发有点乱,香灰飘在头发上有点脏,于是找方丈去说,香客很虔诚,庙里应该关心他们,可以在佛堂前放几把干净梳子,香客们头发乱了可以梳一下,香灰掉在头发上可以弹掉。最后,第四个推销员卖了好几千把梳子,他对方丈说,经常有人给庙里捐献,庙里也应该有礼品回赠,木头梳子两边可以把庙里最好的对联刻刻上。 这些都告诉我们,市场是可以开拓的。提出新产品、发现新功能都是开拓。

手机也是这样,不断开发新功能,每开发一次手机就换一次,有了新功能就创造了市场。所以市场是不断开辟出来的,同样的,今天的产品都要求人性化,这是当前一个重要的。你说我这个搞建材、水泥的企业怎么人性化呢?产品不能人性化,但服务员可以人性化、推销员可以人性化嘛,这都是要有人性化的,至于说消费品那就更加可以人性化了。

现在的消费品跟一百年前也不一样了。一百年前的消费品的作用就是最大的满足消费者,一定要让消费者感到成本最低。但是后来发现,最优成本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做不到呢?比如女同志要买披肩,你知道市场上有多少种披肩吗?每一个质量怎么样,每一个价钱怎么样,你得花成本去找,等你找到了都记下来,比较过后再去买,早就没了,所以人们都不走这条路。经济学在50年代就提出了次优选择,意思就是说,我不是最优的,我是退而求其次的。我去买一个披肩,看了两家,不合适就不买了,即使买了,你问她满意吗?她也只是说“凑合”,这就是次优选择。现在,购买消费品的人们不是追求最大满足,而是追求较小遗憾,这就是次优选择。根据次优选择,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产品一定要人性化。

人性化就包含了售货员很好的对待顾客。你不能说我做建材,不需要人性化,产品需要人性化,服务也需要人性化,还一定要建立品牌意识,开拓市场就看品牌,品牌是多年积累下来的。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知名品牌不够呢?有人告诉我,日本的中医中药是从中国学去的,可是比如治骨头痛的、治身上痒的、延年益寿的药,日本在国际市场占了一定优势,我们的反而不行。这就告诉我们不但要懂得品牌,中国有这么好的医学、中医宝贵的文化、宝贵的经验、产品,为什么不宣传,你是宣传力量不够,还是科研力量不够啊?这就是打开市场的门的问题,同时也要注意一点,过去常说酒好不怕巷子深,但实际上不是这种情况。酒好同样需要做广告,因为跟你竞争的品牌很多。市场开拓是门很深的学问,降成本跟品牌开拓也有很大的关系。你品牌真的好就能够把成本降下来,因为销售量大。

保持产权 培育企业家精神

第五个问题是企业家精神。一百年前,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比方,他说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者必然拥有的一种魅力。这话什么意思呢?创新者就是企业家,企业家一定要拼搏、吃苦耐劳、有眼光,唯有如此,才能打开这市场。这看法到今天同样是重要的。

最近的中央文件中你注意到没有,提到过很多次企业家精神,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国企也需要企业家精神,民营资本、民间同样需要企业家,因为它是在历史中产生的。需要靠企业家精神去拼搏,小微企业同样需要企业家精神。很多企业最早都是从小微企业起步的,没有拼搏精神那怎么行啊,所以企业家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样需要,而且更需要是国有企业领导者能够率先发挥开拓精神,这是很重要的。

那怎么来培育企业家精神呢?第一条就是保护产权。不保护产权怎么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所以中央文件里面讲到,不仅是物权,而且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其他各种无形资产都应该受到保护,这样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很多人怕的是什么呢?“我一发明出来,你就盗用了”,这是知识产权的问题,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各种产权一律保护。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私有、非公有的产权同样需要保护,这一点很重要。

在谈到保护产权的时候,历史问题怎么办?中央文件中也隐隐约约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问题还要进一步深挖,处理历史问题得有历史的眼光。我到广东、福建去调查民间信贷问题。很多人就说,应该让民间信贷浮到水面上来,在阳光下公平竞争,它为什么不敢呢?因为它在历史上可能跟某个走私案有关、本人有可能放过高利贷或者走私过,他怕人家追查旧帐。当时我不了解情况,我犯了错误,但是以后就怕你追,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怎么样做?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的很清楚,还有很多路需要走。

再看今天的银行,信贷上也有问题。银行有两大歧视,一个歧视叫规模歧视,还有一个是所有制歧视,你是国有的就优先给你,你是民营的就往后排。这两个歧视都不合市场原则。不应该有规模歧视,谁规模大我就贷钱给他。他们说如果都按照市场竞争原则的话,那就应该凭效益、凭你过去的记录。信贷这个“信”是最重要的。

在这过程中发生过一件事。有一些地方已经实行了土地证,土地证和住房证到手后,一些农民就去办了抵押贷款,有一些人反对,说万一他不还了怎么办?那国家又要把它没收了,农民没房子住就会出问题。但后来调查发现,结果和预料的是相反的。

农民用房子、土地来抵押进行小额贷款,那是整个家族的财产。如果因为欠收、或者客观原因还不了,全家族的人都会来保障你。为什么?因为土地好不容易确权了,绝不会轻易丢掉的,你没有钱全家族帮你啊。所以农民贷款的坏帐率是很低的,而且最后全家族担保把钱还了。我们再追问,为什么愿意帮着还钱,他们说,实际上是等着将来土地升值。

中国家族企业有一个毛病,这是我们在南方企业调查的结果,家族企业有两本帐,一本帐是经济帐,一本帐是社会帐。经济帐就是一定要把这企业搞好,让全家族都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至于社会帐,是得救济家族的人,尽帮助家族的人的责任,不然这一些人怎么办。

但是两本帐一定会出问题,我们在农村调查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不合理,如果是孤儿寡母,丧失劳动力,帮助他们没问题,但如果是吃喝嫖赌变穷的,这样的人我帮助他干什么?所以家族不断的分离。

企业家最重要的是懂得两个道理,第一个道理,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家都不可能凭一个人的力量来创造,总要有同伴、总要有家族、亲人。第二,企业家一定要懂得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变化。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就提出过一个叫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们都是以最大的利润、最小的成本来进行判断的,但实际上古典派的时间是工业化的初期,现在的观点已经开始改变了,叫社会人假设,意思是说,人不一定全按经济学的理性人的方式来做,比如说企业不是有矛盾吗?企业不是有互相竞争吗?经纪人假设是说最后一定是拼搏到底,两败俱伤,社会人假设就不一样了,人是社会人,人是现实的人,人应该考虑到“协商、和解、双赢”。

这六个字表明,社会人假设不是最优选择,而是各自后退一步海阔天空。和解就可以合作了,最后的结果是双赢的。企业家也应该是社会人,懂得协商、懂得和解、懂得双赢。中国建材培养了大批的企业家,企业家也不是一个身份,是精神啊。

中国正在发生人力资本革命

第六个问题,中国正在悄悄的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国外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现在中国农村没多少能进城了,中国改革的路也走到头了,改革红利枯竭了。唱衰中国的很重要一个理由就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旧的改革红利枯竭了,这些观点都是错的。

其实,中国正在悄悄的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过去只有“海归”,现在出现一个新词,叫“城归”,无论男女都在向回走,他们在寻找自己创业道路。

我在陕西汉中地区考察,那里有南水北调的中线,从丹江口水库把汉江的水引到北京、天津,环保部门有规定,沿汉江两岸的农田一律不准撒农药,不准使化肥,被查出来就挨罚,必须完全用有机肥料。这种粮食不使用农药和化肥怎么行啊,所以当地就改种茶树,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茶叫富硒茶。种茶树不需要施化肥、也不需要施农药,但需要劳动力,所以当地农民就叫孩子回家帮忙,这不仅解决了家庭和睦的问题,还解决了留守妇女儿童和空巢老人的问题。

我是贵州毕节试验区的总顾问,对毕节的情况了解比较多。那个地方大量的人走出去,现在又自动回来办小微企业。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了几年,有经验又懂得技术、又交了朋友,还有了积累。我去毕节发现开了两家面包店,以前毕节人连馒头都不吃的,还吃什么面包呢?现在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打工者学会了做面包、蛋糕,门口排了好长的队在买。

另外,毕节是在贵州的西南部。当地的百货商店有时装,价格非常贵,在城里当过裁缝学会了技术的人就回来开了服装店,他们自己做最新款式、上海款式、香港款式都有、生意好、价钱便宜。更多的是旅游,毕节风景挺好,最著名的风景是百里杜鹃,有一百里的山上全是杜鹃。人们开了农家乐,这种变化不仅是在贫困地区,富裕地区一样有。

浙江土地确权以后,有些农民到城里开作坊做生意去了,但田地总得有人种的,我们在浙江发现是安徽的人在种田。在苏南考察时发现,苏南的田是苏北人在种,苏南人自己去做生意了。这在过去人们想象得到吗?农民自费进学习班学习农业技术、农业机器的修理等等。所以中国的正在发生人力资本的革命。中国人口资源枯竭的理论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

中国的改革争论了好多年,但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土地确权的改革使农民知道要学习、办家庭农场了,这都在变化。

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 中国不会陷入其中

最后一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新看法——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他是没有普遍性的。2007年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出,有一些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就停滞在那个水平上了。拉丁美洲有几个国家、东南亚有几个国家,都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它没有提出怎么解决,原因也没有说清楚。实际上从国外的很多资料来看,事实是如此,但原因要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包含三个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发展的制度陷阱。发展中国家原来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地的土族势力很强,比如酋长、大家族、地主之类。为什么当初独立者没有改呢?因为这些人是有势力的,而且他同意推翻旧王朝,也参加了独立革命,所以就没改。这样一来,就耽误了时间,改革是要趁热打铁的,如果那时候进行了土地的重分,就不会有后来这些矛盾了。现在越到后来就越难改,所以就变成制度性的问题了。

第二个陷阱是社会危机陷阱。既然土地制度没改,传统的统治方式也没改,老百姓就有意见了,一部分人成为了激进派、左派,这部分人要重新起来斗争,结果内战就发生了。这个时候,西方国家趁机就帮助原来的那些人,结果形成了长期的社会不和。

第三个是技术陷阱。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本市场,国内没有人才。他们也会派人到国外去,但是大部分人毕业以后选择在国外就业,不愿意回去,那么,非洲、拉美那些穷地方的技术怎么能够有突破?必须有技术上的创新才能走向成功。

很多人也不重视资本市场,只看重土地,认为土地越多越好,所以改革是很难进行的。这只能说是当初错过了最佳机会,改了就改了,不改拖到现在越来越难改。

中国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计划经济时代尽管有各种缺点,但在当时是必然的。因为中国处在受孤立、受封锁的情况下,多次应该进行的改革都没改。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这种局面。

尽管改革开放是很难的,但是毕竟有了几个突破。第一个突破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了这个之后,多年凭票供应粮食的情况没有了,集市贸易,鸡鸭鱼肉什么都有了。

第二个突破是劳动力多了。过去都是工分制,都不出力干活,现在承包地的人不用那么多,多余的人怎么办?就开始创办乡镇企业。 80年代初你坐火车、坐长途汽车都会碰到一个现象,一些农民样子的人穿着西服,大包小包的推销员产品,他们在自己找市场。这是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突破的结果。

第三个突破是经济特区的建设。你看那些高楼一栋一栋的建,工厂一座一座建。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乡镇企业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市场开拓,还有经济特区的建设,是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石头,从此激起了层层波浪,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倒退回去,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么来看待的。有什么中等收入陷阱啊,跟中国是没关系的。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有一点是跟人家不一样,所有那些发展中国家,改革就改了,它是不会倒退的,不管它原来是奴隶制、大地主制,它从传统的模式出来的,它的目标是资本主义目标,既然是资本主义目标,那它就会这么想,怎么也不会回过去那个传统社会,所以不会倒退,就会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上面。

但中国不一样,因为中国有可能倒退,尽管现在倒退的可能性越来越少。因为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了解的人认为这就是倒退了,很多人说,平均主义好、吃汤泡饭好,但他不懂,计划经济是你属于哪一个档次你哪个档次的锅里吃饭。

十八大以后各方面的改革都在进行,所以中国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可能的,中国正在变化,而且变化会越来越多。

今天就当到这里,谢谢大家。

附许小年演讲: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了!怎么办?

本文为许小年2017年5月5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的演讲:转折点上的中国经济

摘要:

中国目前的资本边际收益是不是等于0了?我们是不是已经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了?我的判断是:是的。

我们不仅已经过了投资收益等于0这一点了,而且已经掉到0点以下了

一旦到资本收益等于0的时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宏观政策失灵,“脱实向虚”只不过是宏观政策另外的一个反映,宏观政策这个时候没有用了。

在这个时候印钞票,除了制造通货膨胀没有其他任何的效果。

这个时候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那是非常荒谬的。

去年上半年M1增长率从5%左右突然增加到25%,货币增长速度在很短的时间里提高了这么多,当然会反映在价格上

再增发货币,目前的房价、汇率都保不住

依靠效率的提高来驱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不是依靠政府发钞票、花钱,搞地方平台、投资

要我做央企的老总管着数千亿的资产,每年拿到所有的工资60万,我干什么?我肯定要偷啊,人性使然啊。

放松和解除管制。管制是创新的大敌。按照市值计算中国为什么出现了世界级的互联网公司?原因之一就是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政府还没有反应过来呢,没管他,他一下子就起来了。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中国的经济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处于一个很关键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能否顺利过渡,决定了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经济发展的态势。这几年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时间段。转折是从资本积累到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这是它一个很大的特点。为什么经济要转型?如何去转型?为什么企业的经营模式要转型?如何去转型?这是今天我演讲的主要内容。

数量型增长无法持续

在讲这些内容之前,我介绍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生产函数),有助于我们理清转型的来龙去脉。这个数学公式的左边Y是GDP或者是企业的产出,右边有几个字母,A代表技术,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投入。这个公式就是一个投入产出的关系。国家的经济、GDP也就是左边的Y由什么决定?由三个因素决定: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技术水平。企业的产出同样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表达,左边是企业的产出或者产值,右边是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资本与劳动的投入。

用这样一个公式想要表达什么观点?这个公式是一个经验公式,用世界各国的数据进行验证,这个公式大体都是成立的。企业层面上我们没有做太多的分析,从概念上大家都可以接受,一个企业它的资本投入或者产能越高,劳动力雇佣得越多,它的技术水平越高,它的产出就越高。

这个经验公式用来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增长,来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企业经营模式。一类经营模式或者是增长模式是“数量型增长”,就是单纯依靠资源的投入,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驱动增长,K和L增加,左边的Y增加,这叫数量型增长。第二类增长是“效率型增长”,不是靠K和L而是靠提高A,A代表技术水平。这个A不是我们狭义理解的技术,他是广义的技术,包括了制度的因素。效率型增长的特点是,如果A的数值更大,你不用增加资本的投入和劳动的投入,左边Y也会更高,所以他是依靠提高K和L的效率来驱动增长,而并不是靠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数量来增长。

同等数量的资本和劳动,如果效率更高,不必再增加人、不必再增加产能,也可以获得产出的提高。举一个例子,比如一个手机生产厂,它的生产能力是给定的,如果生产苹果手机,这是什么样的产值?如果生产小米手机,那又是什么样的产值?两种不同的产品反映在公式的A上,苹果所代表的技术水平不是小米手机能够相比的。所以技术水平的提高,你不必增加产能,不必增加人力的投入,可以获得更高的产出。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增长模式。一类是数量型增长,一类是效率型增长。

这两类增长模式本质的不同就是数量型增长无法持续,它依靠不断地增加投资、增加资本,这个增长虽然在一个时期内能够实现预期目标,但是无法持续。为什么无法持续?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核心的经济规律,这个经济规律叫做“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这个词听起来好象有一些太学术化,我解释一下实际上大家都可以理解,这是常识。在其他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追加资本投入虽然可以带来GDP的增加,但是每一单位投资所产生的收益越来越低。

我们设想一下农民种一块地,假设在刚开始的时候,农民完全是用劳动种这个地,他没有什么资本的投入,没有拖拉机、化肥、灌溉设备,完全就是靠简单的劳动工具来种这块地。大家设想一下,在纯体力劳动的情况下,亩产能够达到多少?我们去陕北下乡的时候,当时亩产只有300斤,所以“大跃进”时期有人说亩产万斤,但凡有一点农业生产知识的人就知道怎么可能是万斤呢?我怎么也想象不来陕北的土地上能够产出万斤粮来,我们当时只有300斤亩产。

现在我们再想象一下,给农民配一台拖拉机亩产能够增加多少?大概能够增加100斤左右。如果能够提高100斤现在是亩产400斤。我再给他增加第二台拖拉机,各位想一下第二台拖拉机带来的增产效果是多少?要比第一台要少,因为土地已经深翻过了,第二台拖拉机再来深翻一遍,他的效果就比第一台要差。我们设想第二台拖拉机带来的亩产是50斤。配第三台拖拉机的时候呢?增产效果是0,也许是5、6斤。继续增加资本投入总会到达一个点,在那个点上追加的资本没有任何影响。这就叫做“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当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到0的时候,你再追加资本,没用了,亩产不增加了。

数量型增长无法持续原因:资本边际收益递减

亩产不增加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系列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不管你再投入什么,GDP增长不动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什么?所谓的中等收入大概是人均收入1万美元左右,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说1万美元的人均收入是一个魔障谁也过不去,好像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在这个数字面前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纷纷败下阵来,而是说一个国家通过工业化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工业化所带来的增长动力消失了,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动力,于是就停在1万美元左右。

78年开始的时候,中国经济是一个资本、装备严重不足的经济,那个时候你进行投资,用先进的生产设备、工业设备,可以很快地增加GDP。但是现在用大机器装备各行各业的过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在这个时候再增加资本投入没有用了,因为它的收益等于0了。

我们看到过去几年间,中国的GDP增长在不断地下降,尽管每年政府增加的投入并没有减少。09年的时候4万亿,4万亿那只是一个符号,真正的投入是十几万亿,现在我们谈40万亿,又加了一个0。可是GDP增长为什么还在下滑呢?因为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

所以我们现在在宏观现象上看到一系列的数字下滑,它只是表明经济规律正在发生作用。不断下降的GDP增长率印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两种模式当中的数量型增长,而不是效率型增长。当资本的边际收益等于0或者是接近0的时候,农民还要提高亩产怎么办?农民说“三农”政策执行得很好,我现在已经有三台拖拉机不要再给我拖拉机了,因为没用。现在还要增产怎么办?这要去找袁隆平院士,跟他讨一些良种,跟袁隆平院士讲,现在靠资本积累拖拉机无法提高亩产了,喷灌机、拖拉机都有了,化肥也用了,亩产已经到头了。如果要继续增产,我向您讨教,能不能用优良的品种给我,我可以继续增加亩产。

袁隆平院士的优良品种代表的就是A,就是技术含量的增加。袁隆平院士的种子不是老天给的,是他多少年辛辛苦苦经过科学实验、经过筛选得到的种子。这个种子比农民一般的种子技术含量要高得多。如果我们找袁隆平院士,那就是把农业生产的动力从资本积累转向了技术创新。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核心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济规律。

通过资本积累来驱动经济的增长无法持续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当资本边际收益等于0的时候再增加资本没用了,增长停止了。所以靠资源数量投入的增加来驱动经济的增长是无法持续的,而通过A的增加来驱动经济的增长是可以持续的,为什么?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经济的能力是无限的,因为技术进步是无止境的。

从工业革命开始我们就在提高A,比如蒸汽机,蒸汽机的效率比人力、比畜力、风力、水力有效得多。蒸汽机之后又有电力、铁路,工业革命以来200年现代世界经济的增长,依靠的不是政府的刺激性政策,主要依靠的是技术进步。从蒸汽机一直到今天的互联网,不断地技术进步推动了A,保持了工业革命以来现代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保证了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的增长。

当然你不能够把这两种增长动力截然分开,我们只能在概念上把它分开,来理解中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摆脱困境的方法。

中国已经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了

中国目前的资本边际收益是不是等于0了?我们是不是已经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了?我的判断是:是的。从数据上来讲,大概在1990年代晚期,1块钱人民币的投资可以带来大约4毛钱到5毛钱的新增GDP;今天或者说去年,1块钱的投资能够带来多少新增GDP?今天是不是投资边际收益等于0了?我们看到的统计数字是,在过去的大概十几年间,1块钱投资收益从4-5毛钱一路下降到了今天的7分钱,1块钱人民币的投资能够带来新增GDP只有7分,不等于0也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投资怎么都拉不起来,边际收益接近0了。

另外一组数据——企业的产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从2012年开始一直到去年的下半年全是负增长,企业的产品出厂绝对价格在不断地下降。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产能过剩。在过剩产能的压力下,企业竞相降价,试图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试图保住自己的销售。产能过剩是什么意思?产能过剩就是中国的各行各业已经不再需要新的投资了。

在出厂价格不断下降的时候,你如果有新的投资进行,这个投资收益是多少?投资收益是负的。所以我们不仅已经过了投资收益等于0这一点了,而且已经掉到0点以下了各行各业的过剩产能很清晰地告诉我们,过剩产能一定会导致PPI的负增长,而PPI的负增长意味着资本积累现在已经过度了,资本的收益等于0甚至等于负的,也就是说投资根本无法回收。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经济现象很容易理解了,现在有一个词叫“脱实向虚”。中国政府很着急,给你们一点钱你们不投入实体经济拿去干什么了?炒股票。2015年经历了一次大股灾现在谁也不敢炒了,去年就炒房子,深圳房价去年涨了2倍,深圳的房价还会涨。没买房的不要过度悲伤,你咬咬牙就买了吧,因为以后还会涨。有了房子的也不要太高兴,涨得越高跌得越狠,将来跌得越狠。

中央银行印钞票,这些钱就是不往实体经济去,你抱怨有什么用,政府老是说“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你怎么引导他也不去,因为实体经济的收益等于0了,所以他不去实体经济了。要想让资金进实体经济要想别的办法,在资本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在产能各行各业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资金不会进实体经济。所以在这个时候印钞票,除了制造通货膨胀没有其他任何的效果。

一旦到资本收益等于0的时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宏观政策失灵,“脱实向虚”只不过是宏观政策另外的一个反映,宏观政策这个时候没有用了。政府去印钞票,钞票不进实体经济,去炒资产价格;财政政策也失灵了,财政政策不能增加GDP,我们知道中国大部分的财政投资进入实体经济,民间的投资大幅度地下滑,是因为收益等于0,政府冲进来投资,结果就是更多的过剩产能。

所以这个时候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那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际上都是为了拉动投资。可是我们的经济已经不需要资本了,你投资干什么?这个时候政策不应该是刺激需求。

PPI上来是因为2016年上半年的货币放水

这个时候经济增长怎么办?更多的投资意味着更多的产能,更多的产能意味着PPI还会继续下降。PPI去年的下半年为什么上来了,有人说中国经济企稳反弹在即,去年下半年PPI小尾巴为什么翘起来了,这是不是经济企稳的标志?为什么起来了呢?

分析一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货币供应(狭义货币M1)。两者什么关系?两者正相关关系,谁是原因谁是结果?货币是原因,价格是结果。我们发现货币供应和价格指数高度相关,去年下半年的PPI小尾巴翘起来,原因是去年上半年的货币放水。去年上半年M1增长率从5%左右突然增加到25%,货币增长速度在很短的时间里提高了这么多,当然会反映在价格上,所以这个小尾巴翘起来了。

有人说这个小尾巴翘起来表明中国经济已经企稳了,我认为没有。这个翘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央银行又放水了。说好的供给侧改革呢?怎么又跑到需求侧去货币放水了呢?怎么回事?不清楚。现在我们的政策层面上到底是怎么样操作的?目的是什么?要实现什么目标?现在学者一头雾水。我们搞不清楚宏观政策是怎么制定的。现在我自己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微观层面的研究,宏观层面没法研究了,越研究越糊涂。

有人就说中国经济反弹了,尾巴翘起来是不是U形的右边?去年5月份权威人士讲中国经济不是U形更不是V形而是L形,这个我是同意的。有人说U形已经走出来了,并没有走出来,主要是因为中央银行的放水。市场上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已经企稳反弹,但是在学界我所听到的基本上是共识,中国经济仍然处于L形,而不是U形。学界争论的L形到底是这一竖还是一横,没有对L形有争论。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在这一横上,这一横还要横很长的时间,并没有走出来。

除了货币放水以外,反弹还有其他的原因。一个是去产能,去产能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的影响远远低于货币放水。还有是库存周期,因为去年各行各业的库存是历史最低水平,为了补充库存,需求起来了一点,造成了一个反弹。

再增发货币,目前的房价、汇率都保不住

今年怎么样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今年以来这条红线(货币供应——狭义货币M1)一直在下,预示着今年下半年经济跟着这条红线下去。你会说,这红线效果挺明显的,为什么不继续把它拉上去呢?再把它拉上去深圳老百姓怎么活啊?深圳的房价还要涨到什么地方去啊?现在政府运用手中所有的行政手段在打房价,在限购、限价、限贷,现在还敢再增加货币供应吗?再增加货币供应行政手段都控制不住房价了。

所以这个红线从今年年初开始就往下滑了。资产价格的暴涨是政府收缩货币的一个原因,政府收缩货币的第二个原因是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面临巨大的压力,要再增加人民币的供应,人民币汇率会进一步地贬值。现在在汇率的控制上也是几乎动用了所有的行政手段,资本账户相当于关闭掉了。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现在到香港去买保险,卡在那里刷不出来,换一点外汇把你当犯人审。你到银行换一点外汇,问你N多个问题,恨不得就假定你是一个在逃犯人一样。用所有的手段控制了资本账户,维持了目前人民币的汇率。如果再增发货币,连目前的汇率都保不住。

现在我们是“捉襟见肘”,拆了东墙补西墙,管了这头管不了那头,是一种非常窘迫的状态,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现状。

所以企业界的朋友对于未来宏观经济严峻的形势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随着货币的再次收缩,今年下半年经济的数字会继续往下走,这个L形还很长。关于L形要走几年,取决于政府接下来要做什么,如果做得对,这个L的小尾巴会很快结束,如果政府在改革中无所作为,我们在L形中继续往前走。

中国经济处在一个转折点上:要转向效率性增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种数量型增长已经是没有多大空间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在过去的几年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方向的改变,这个政策方向的改变由于后续的解释不甚清晰,引起了市场和民间思想上的混乱,以至于现在我们对政策方向的改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这个政策方向的改变就是在投资拉动已经失效的情况下,我们在政策上提出的基调是什么?

第一是“新常态”,新常态就是各位不要再预期10%的增长了,不会再有更高的增长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甚至不要再预期8%的增长了。6.5%仅仅是一个数字,真实的增长率谁知道啊?反正很低就是了。6.5%就是统计局的一句话,高速增长的阶段过去了。第二,提出来“供给侧”,等下我会讲什么叫供给侧。

这两个政策的转向,实际上反应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中国经济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我们现在已经从需求侧转向了供给侧,转向供给侧实际上就是我们多年呼吁的效率型增长,转向供给侧就是从K和L转向A。为什么说转向A?因为A是技术水平,谁决定了技术水平?不是工信部、不是科技部,工信部和科技部只决定科技项目的补贴,不决定技术水平。技术水平是企业决定的。企业在供给侧还是在需求侧?企业在供给侧。所以供给侧一提出来以后,本人表示支持供给侧的转向。

我的学生取笑我,他说“教授,你很少跟中央保持一致啊。”我说“你说的还不对。不是我跟政府保持一致,是政府跟我保持一致。OK?”我们呼吁了这么多年要效率型增长,政府终于同意了,当然他的说法是供给侧,我们的说法是依靠效率的提高来驱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不是依靠政府发钞票、花钱,搞地方平台、投资,不是依靠这套东西,是依靠企业效益的提高。

所谓的供给侧政策,一切围绕着企业效率的提高。这在目前我们看到的官方文稿中也罢,媒体的文章中也罢,都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供给侧就是要提高企业的效率,在提高企业效率的方面我们不需要什么政策,但是我们需要制度保障。企业的效率怎么提高?要靠技术创新。我们关于供给侧的讨论应该围绕着企业效率,也就是围绕着如何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效率性增长要靠创新

说到创新我们在这里要给一个定义,什么叫创新?创新有很多的内容,我们一般理解的创新是,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智能手机算一个创新,但这只是狭义的创新,广义的创新的内容要比狭义的创新丰富得多。广义的创新除了这种狭义的技术创新之外,还包括了商业模式的创新,比如京东的电商,这就是一个零售业模式的创新,当然他用了一些互联网。还有一些我们看到的,没有用任何的新技术进行的创新,那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创新还包括了组织的创新,同样是深圳的企业比如万科,万科的楼盘很多,如何能够激励万科的每一个员工去最大化股东的利益,万科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组织上的创新,就是“事业合伙人制”,不涉及任何技术,事业合伙人的创新起了什么作用?每一个项目都有一群合伙人,这个合伙人有管理人员、有员工,大家都相当于尽管不是万科的股东,相当于都是这个项目的股东,都可以从这个项目的收益中获得收益。用这样的方法来激励每一位员工去努力工作。这也被我们包含在A里面,万科的事业合伙人的创新,有点类似78年小岗村农民的创新。

现在依靠K和L这种增长已经没戏了,只好去做A,A又要靠创新。创新而言我认为深圳是全国创新城市的第一位,这个城市可以称为“创新城市”。我每次到深圳来心情都比较愉快,每次回到北京都感到很压抑。

深圳真的是一个创新城市,要珍惜这个创新环境。我在深圳看到了最多的创新企业,我在深圳看到了最多的创新技术,我的很多学生都在深圳。这里的商业环境、创新环境,跟全国其他城市相比那简直就是天渊之别。

深圳这个地方为什么能够成为创新城市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府管事少。后面我们会讲到供给侧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够促进创新,供给侧根本不需要产业政策。去年林毅夫和张维迎教授的产业政策之争中我坚定站在张维迎教授这边,坚定地认为供给侧根本不需要产业政策,产业需要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我就没有看过中国哪一家创新公司是由政府的政策扶持出来的。

中国的创新企业数一数,华为,民营的,在深圳;腾讯,民营的,在深圳。这些创新企业全都是民营企业,哪有什么政策扶持。现在做大了,政策送上门去了,在他刚初起的时候谁扶持他了?马云惨到找不到投资人,马化腾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最后南非的一个投资家投了他一把。南非的投资家为什么投了他一把?我估计南非远在万里之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稀里糊涂给他融了一把资,就做成了一个腾讯。哪个是政府扶持起来的?我简直找不到。

供给侧四大措施

所以你要做A,要做经济转型转向A,在政策层面上我们不需要产业政策。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提出了供给侧四大措施:

第一大措施,保护私有产权。保护私有产权和创新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因为创新研发都需要进行长期的积累,并不是灵机一动就能够产生的,需要进行长期的研发投资、长期的技术积累,才能产生突破。而你要让企业在研发上做长期地投资,你必须保护他的产权。保护产权的意义在于,给企业家建立起对于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只有稳定预期的支配下,他才能够做长期投资。

中国的企业家都喜欢短平快项目,中国的企业家都不愿意投研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太高了。我投资研发,我十几年的积累,十几年以后怎么回事我还不清楚呢。所以现在你看我们的企业家不是把这个资金投入到研发项目上去,而是把资金转移到国外去。

春节期间我参加了中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校友会的成立,在悉尼的成立大会上有70多位澳洲和新西兰地区的中欧校友来参加,我对他们讲,我说大家跑到这里来,参加校友会的成立我很感动,我感动的是各位对学校的这一份情还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也很伤心,我伤心的是这么多的校友跑到澳大利亚、跑到新西兰来,本来你们应该留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你们应该在这片土地上投资,来发展你们的事业,现在你们全跑了,我感到伤心。当然我不责怪你们,你们的行为、你们的选择全是理性的。

为什么跑了?财产的安全,孩子的教育,空气,环境,所以跑了。

所以保护私人产权是进行长期研发投资的前提条件,你没有有效的产权保护,没有人愿意做长期地投资。所以我说搞供给侧我们赞成,推动技术创新我们也认为是解决中国今天面临着诸多经济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但是需要加强对产权的保护。

去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了一个通知,这是值得一看的,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反映到中央了,中央已经在关注这个问题了。这个通知是《关于尊重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意见》,今年3月份的政治局上又通过了一个意见,内容大致相同。说明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已经引起了高层的注意。你要保护私有产权,要尊重企业家精神,否则我们创新没法做。

你出文件、出意见这当然是好事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呢?就是你的文件和意见不能够有效地实现你的目标。保护产权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法治,不是人治。因为你今天发这个意见,明天又发一个相反的意见怎么办?我们看到政府经常发一些自相矛盾的意见,我就晕了,不知道哪个管用。而法治是非常清晰的,他不会随着政府的变动而随意地更改,这样他对产权的保护是比政府的承诺更加有效。

供给侧我很赞成,一定要做,但是第一要保护私有产权。

第二,缩小国有经济范围。国有企业从来不做A,他做K、做L,他投资冲动非常强烈,他雇了一大帮人。国有企业冗员充斥,人浮于事,他就是不做那A。为什么国有企业不做A?没有企业家精神,没有生存压力,都对。国有企业做不了A的原因是什么?他既没有创新的动力,他也没有创新的压力。没有创新的压力大家都知道。民营企业在市场上,如果他在创新上落后会有什么结果?市场会惩罚他,市场会淘汰他,他创新是迫于市场的压力。

手机为例,曾经手机的NO.1是诺基亚,诺基亚现在在哪里?谁知道呢?为什么?从老大沦落为不知所终。为什么?在创新上也就落后了一步。落后了智能触屏手机,诺基亚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但是他没有推出产品。苹果手机出来的时候诺基亚还在按键盘,那个小键盘我看不清楚,那么小的手机,指头得多细啊才能用诺基亚手机。一个创新落后,曾经的第一名老大就被淘汰出局。创新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并不是企业锦上添花的事,创新是企业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在数量型增长已经结束进入到技术创新时代,创新是企业的头等大事。企业的CEO一定要抓创新,企业的董事长一定要关注创新,创新失败企业就失败了。可以说,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创新,不是生产、不是销售,而是创新。因为市场压力太大了,你一步慢了,就淘汰出局。

国有企业别说一步慢了,国有企业十步慢了都不在乎,因为他不会倒,因为他不会被淘汰出局,因为他是吃皇粮的,因为他出现问题政府会救他。他有什么创新压力?没有压力。他也没有创新的动力。

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企业家的激励。企业家进行创新的激励有哪些?乔布斯为什么要创新?比尔盖茨为什么要创新?人都一样,作为人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相同之处远远大于我们的差异。乔布斯创新最强的动力是要把苹果做成一个百年老店,能够长存的优秀的公司,他有改变世界的情怀。盖茨创新要发财,两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创新者,但是两个人动机不一样。比尔盖茨要把他的企业做大他要发财,你不用责备他境界太低,我们也不用一定都要学乔布斯假装高大上,用不着,人是很复杂的动物,他的行为由多重的激励来驱动的。有的人要改变这个世界,有的人要发大财。有的人要用他积累的财富去做慈善,各种各样的动机来进行创新。

但是,各种各样的动机进行创新,在国有企业那儿我们一个都看不到。国有企业的高管创新成功了他也发不了大财。为什么?因为央企老总每年60万,他们管着数以千计甚至上万亿的资产管着,你每年发他60万,开什么玩笑?要我做央企的老总管着数千亿的资产,每年拿到所有的工资60万,我干什么?我肯定要偷啊,人性使然啊。我肯定要琢磨,这几千万的资产我怎么样把他运作一下,我个人能够获得一点好处。

比如说外购,我采购的价格就比市场价格高好多,我从谁那儿购的?从我哥们儿那儿购的。外包同样,从我的哥们那个企业购的高于市场价格,高的那一部分分吧。他们没有创新的激励,他的工资封顶,他不能够分享创新的收益,既没有创新的动力,又没有创新的压力。国有企业不可能是创新的主体,创新的主体必然是谁?民营企业。所以为了建设中国的创新经济,一定要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国有经济越大,这个国家的创新越没希望。

第三,放松和解除管制。管制是创新的大敌。按照市值计算中国为什么出现了世界级的互联网公司?原因之一就是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政府还没有反应过来呢,没管他,他一下子就起来了。自由的环境、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你少管我,你看你政府产业政策扶持的那一些新兴行业,我们发现政府扶哪个,哪个就垮。政府弄光伏,光伏什么后果?产能过剩一塌糊涂。光伏的领头企业全倒了。所以创新他不需要政府扶持,他需要政府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你不要管。

现在又说电动汽车是新科技方向,国家政策支持。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企业和官员勾结骗取国家补贴,都在骗。说“我是电动汽车”,其实他根本不清楚什么是电动汽车,企业不清楚,官员也不清楚,搞两辆样车就把补贴骗过来了。电动汽车技术我们现在照样落后。所以创新不需要政府的扶持,但是需要一个自由的、良好的环境。

第四,全面减税。不仅仅是帮助企业渡过经济下行的难关。全面减税的意义在于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把资源更多地从行政性配置下解放出来,也就是从政府的手里解放出来,在市场上由企业来进行配置。这是减税最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减轻一些企业的负担,当然减轻企业的负担现在也是很必要的,更重要的意义是把资源从行政性配置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企业进行配置。

以上是我提的四条供给侧的政策。各位估计一下,被采纳的可能性有多大?几乎等于零。跟我们的资本边际收益一样,几乎等于0。我也知道几乎等于0,那我还在这里鼓吹什么呀?我在这里鼓吹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研究,我的任务就是根据我的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至于这个政策建议政府接受与否跟我没关系。我不会因为他接受而喜,我也不会因为他拒绝而悲,这只是我的工作而已。

创新的认识误区

如果政府不接受企业怎么办?宏观政策我们无力影响,企业只有在严峻的经济环境中做好自己的工作,特别是要做好创新。当前我看到了不少企业对于创新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大家都意识到创新转型的迫切性,但是又感到似乎是落入了一个转型的悖论。

我的学生跟我说“教授,我现在发现如果不转型的话是等死,转型是找死。你看这两种死法哪种更好一点?”我说“之所以有这种悖论,是因为你对转型存在着错误的理解。”我们有一些企业家把“转型”错误地理解成“转行”,转型不等于转行,转行确实找死。转型能够闯出一条生路。为什么转行是找死?因为你转行到了一个全新的行业,你没有行业的经验,你没有客户的基础,你没有团队,你不熟悉监管团队,不是找死吗?

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做“赛马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精神是什么?当人家出上马的时候你出下马,当对手出中马的时候你出上马,当对手出下马的时候你出中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要扬长避短,要以人之长击人之短。你转行是以己人短击人之长,那不是找死吗?就像冷兵器时代的僧格林沁骑兵马队冲击洋人的长枪大炮一样,那不是找死吗?要用你的长处在市场上竞争,不是用你的短处。转行恰恰用你的短处在跟行业中已经建立起优势地位的企业进行竞争,所以我一再强调,转型不是转行。转型往往要求在你最熟悉的企业中来思考,来改变现状,来求得生路。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彼得德鲁克写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本书是1984年出版的,今天我们读起来没有任何时之感。德鲁克在这本书里提了几个观念我非常赞同,一个观念就是“创新需要专注”,第二个观念就是“创新未必需要高科技,创新在传统行业中照样可以进行。”德鲁克用1980年代美国的数字说明,创新型企业3/4来自传统行业,只有1/4是来自科技行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不是互联网、我不是大数据,我不懂人工智能就不能创新。错了,你是卖葱的卖蒜的,你是炸油条的、开饭馆的,你是做鞋的、做衣服的都可以创新,创新有高科技当然好,但是并不以高科技为前提条件。德鲁克在这本书里面举了很多传统行业的创新,这些创新都收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没有什么高科技。

创新案例

我们只介绍一个麦当劳,他是一项伟大的创新,由于这项创新一个新的行业诞生了,就是快餐业。快餐业是由麦当劳创新的,在麦当劳之前没有快餐业。麦当劳的创新始于纽约的一个奶昔机的供应商,这个奶昔机的供应商发现,他每年奶昔机卖得最多的是加州一家汉堡店,每年都是加州这家汉堡店向特订购最多的奶昔机,他自己好奇,为什么每年都是他呢?于是他就飞到加州去看这家汉堡店。这一看发现果然与众不同,在麦当劳之前汉堡是怎么生产的?汉堡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员工在一个工位上负责汉堡包的所有制作工序。从切面包,到切菜片,到炸肉饼、抹酱、打包、卖给客户都是一个员工来做。

这种生产方式有什么问题?效率低。产品质量不够标准,这是两大痛点。不同的工人炸肉饼,有的人炸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出来的味道不一样,客户感受一个店里买的汉堡味道不一样,他的产品的品质一致性无法得到保障,更不要说印度的汉堡包和中国的汉堡包了,那更不一样。这是一个统点,产品品质的一致性无法保障。第二个痛点是效率低,效率低体现在哪里?一个人要依次完成所有的工序,制作时间长,制作时间长意味着客户的等待时间长。我要等着你一块一块做,这个汉堡包的制作就跟家里家庭主妇做饭一样,他是一道一道工序做的。

这家汉堡包的商店不一样,他是把在同一空间点上不同时点上完成的工序分布在不同的空间点上,在同一时点完成。用空间换时间。切面包的专做切面包,切生菜和番茄的关门管切生菜和番茄,炸肉饼的专门管炸肉饼、抹酱的专门抹酱……把汉堡包的单工位制作变成了流水线的生产,解决了问题是每一道供需都标准化了,因为他是由一个工人完成的。更重要的是他把不同的工序在不同的空间上同时完成,缩短了制作时间,也就是减少了客户的等候时间,所以这家汉堡店顾客盈门,每年都向纽约的奶昔机供应商订购最多的奶昔机。

这个纽约商人叫做克拉克,他大受启发,马上跟加州的汉堡店的老板讲,说你想退休吗?老板说我还年轻,我还想干。他说你别干了,你要多少钱?我把你这个店买了。出了一个很高的价钱,汉堡店的老板拿着钱高高兴兴环游世界了,他把这个店买下来以后,把这种生产方式推广到全美国,一家一家地接着开店。这就创造了快餐业,这就是麦当劳的由来。

你看一下麦当劳的创新,用了高科技了吗?没有任何的高科技。就这样造了一个大市值的公司,而且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快餐行业。今天我们看到的快餐业肯德基、汉堡王等等,全都是学的麦当劳。麦当劳是第一家。所以传统行业照样可以创新,没有高科技同样可以创新。

这是我们企业在创新的道路上需要澄清的一些误解。当然还有刚开始的第一个误解,那就是“转型就是转行”,错的,转型不是转行,只有在一个行业专注地去经营,长期地去耕耘和积累,才能发现你那个行业中的痛点问题是什么,才能够针对这些痛点的问题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德鲁克在这本书里面举了很多的例子,他都说明:创新需要专注。创新不一定需要高科技。

最近我在下面看了很多的企业,中国的企业还是有希望的,我之所以到深圳来心情比较愉快,也是看到了一些企业在积极地思考如何进行创新。从这些企业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经济的未来,一回到北京,全都是雾霾,未来是什么都看不清。

我看到的中国传统行业的创新,有的用了新技术,有的没有用新技术,照样做得不错。比如说有一家火锅店叫海底捞,我在深圳也去过海底捞,发现他确实有创新。去过海底捞的发现海底捞的发现在哪里?服务非常好。他的服务和其他的企业、和其他的这一些餐饮业的服务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我个人感觉,作为客户的体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感觉他的服务恰到好处,并没有高高在上,也没有低声下气,我们的中国服务业就是这两个极端,比如你一进门他点头哈腰说“先生您来了”,弄得你很不舒服。海底捞的服务让你感到很亲切,恰到好处。海底捞最难得的是,你到全国各地哪一个地方的海底捞去,他的服务一致性很高,基本都是这个服务,并不是说深圳这个地方的海底捞的服务让你感到舒服,济南那个地方又让你感到难受,不是的,他全国都是一样的。

这要求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一定是有他独特的地方,我没有做具体的深入调查,也就是说海底捞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做了创新,这也是我们讲的创新的一个内容。我还观察发现,海底捞有一些小的创新积累起来,就使得他成为一个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品牌。吃火锅有一个客户痛点,油烟。于是有一些火锅店就在涮锅上面架了一个吸烟机,但是噪音太大。本来几个朋友周末约了到餐馆里去聊聊天,把抽烟机一开声音很响,彼此聊天气氛都没有了,因为你要喊着说对方才听见。海底捞没有那个罩子,他的油烟怎么解决?他的油烟解决是在涮锅的周边全开了槽,油烟一出来就从涮锅周边的槽吸走了。你用大罩子我不用大罩子,我在涮锅的边上开槽,开风口,把油烟抽走,这就是创新。微小的创新可以积少成多,最终客户能够体会到,你这里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出差但凡想吃涮锅的时候一定会先找海底捞,然后再考虑其他家。这个就是创新,他没有什么高科技。

在互联网的时代大家都说你要不上网你就得死,大家都要触网。谁说的?为什么要上网啊?说互联网是一个强大的销售工具,是吗?互联网是强大的销售工具,但是我们为什么看到用传统销售方法手机公司照样可以做得很好?小米是网上销售的,中国去年手机出货量是怎么排名的?第一名Oppo,第二名Vivo、第三名是华为,接下来才是互联网销售的小米。华为、Oppo、Vivo全都是传统的销售渠道。我并不是排斥互联网,而是说互联网他仅仅是一个工具、是一个手段。在商业、在市场上到底用什么样的手段、运用什么样的技术,取决于我的综合成本和综合效应的分析。没有必要一窝蜂地去上网,有的时候传统的方法反而比互联网更加有效。

我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来,当然你要是能用互联网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地用,可是在我这里是不存在互联网思维的,我和互联网界的朋友们经常交流,我们也经常争论。我和马云争论过,我和周鸿祎争论过,我坚决否认互联网思维的存在,我认为互联网没有什么思维,互联网是有思维的人手中的一个工具,它本身没有思维,就像蒸汽机没有思维一样,看你怎么样去用它。

下面我介绍一个传统行业,运用互联网和数据技术对资深进行改造,取得了非常好的效益。给在传统行业工作的朋友们增加一点信心,当然我这并不是说否认互联网行业、移动技术以及人工智能,今后他们会是非常活跃的创新领域,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在这个领域之外的企业照样可以进行创新,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观点。

这是一家服装企业,多传统啊,做衣服的。但是他做的衣服和一般的服装企业有点不一样,他是做定制西服。我们知道过去做定制西服都要去裁缝铺做,给你量完尺寸裁缝自己到布上把你的尺寸画成版形,然后拿剪刀裁下来再缝制。这样的商业模式痛点在哪里?交货期长因为要手工师傅一件一件去做,时间有时候是一到两个月。第二个统点是什么?贵,价格高,不方便,我要到裁缝铺去,而且贵。一套好一点面料的西服现在国内要多少钱?接近一万吧。交货期快的一个月,慢的两个月,我在香港定的西服要一个半月才能寄到我这里。

这家企业解决了痛点的问题,这个行业之所以慢、之所以成本高,是因为有经验的裁缝师傅很有限,他做不过来,而且有经验的裁缝师傅成本是高的,他要解决这个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用大数据。其实数据也不算太大,跟自动驾驶汽车的数据相比简直不是一个量级的。

人进去以后先三维扫描,当然现在精度还不够,还是需要人皮尺去量,如果他将来的技术过关的话三维扫描可以了,往那儿一站两秒钟扫描,扫描完了就把你身上的尺寸都输进计算机。输进计算机以后,他不是靠有经验的师傅根据你的肩宽、臂长去打版,去裁布,不是的。而是从数据库里调出和你的身材最接近的版形,然后用一种算法来缩小那个库里的版形和你尺寸之间的差。也就是用计算机设计。

这张PPT上可以看到,上面那两片是一个裤腿,下面那两片是另外一个裤腿,不需要有经验的裁缝师傅,这些小姑娘进来了训练一下就可以做。前提是什么?数据库。前提是你的数据库要足够大,要能够存了足够多的样板,使得在库里我可以提出一个版形和你的身材是最接近的。数据库越大,适合我身材的版形就越多,然后再用算法做一些调整。

这个设计就完成了,不用有经验的老师傅再琢磨,因为你的身材是三维的,他要把你三维的身材放在平面上,变成两维的尺寸和形状,这个是需要一点经验的,而且两维的布裁出来之后锋起来还特别适合你三维的体型,他有一个三维到两维的转换,再从两维到三维的转换,这个转换不是靠师傅的经验完成的,而是靠机器完成的,这就是他创新的地方。

这个尺寸一设计完了,加工指令自动地送到了数控裁床,下面铺上布,上面盖一个塑料薄膜,底下一抽真空,就把布放在裁床的面上,由中央控制的切割头一片一片地把布给裁出来。裁好了布以后,最右边的这个工人把每一片布上钉上一个IC卡挂到了流水线上,开始在车间中游走,物联网的概念。每一片布走到什么地方,它目前的状态是什么,系统里面全都有数据。

这个布片就在挂架上走,走到了这个工位上,这个工人把这片布拿下来,IC卡在机器上一扫,屏幕上显示的就是他应该在这里做什么样的加工。开扣眼的、锁边的、缝制的,清清楚楚。加工完以后再把卡一扫挂回到流水线继续往下走。

最后的成品从颜色上、款式上、尺寸上,没有两件是一样的,全是个性化的,根据你的需求定制的。他把手工操作的定制的服装变成了工业化的流水生产,结果是降低了一半以上的价格,1万块钱的西服现在卖不超过5千。交货期从1个月缩短到7天,保证7天交货了,如果晚到甘愿受罚,他承诺了一定做到。这就是用了一点数据技术来改造传统行业,取得了这样的效果。

我们讲创新需要专注执着的“笨人”,专注在你自己的行业,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专注,几十年来如一日做通信设备,不炒股、不卖楼、不做金融、不上市,大家说华为太高大上了我们学不了。老干妈行吗?人家就做辣酱,也是不炒股、不卖楼、不做金融、不上市,人家把这瓶辣酱卖到了全世界,无论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可以买到老干妈辣酱。我在悉尼、纽约、巴黎都可以买到老干妈的辣酱,他的全球销售体系一定有独到之处,他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觉得自己所在这个行业没有什么好做的,一定要跨界转移到高科技行业中去,不是这样的。就在自己最实际的行业中我们照样可以创新。

我们看到一些国外的企业在跨界,我们自己也想学,其实这些国外的企业根本就没有在跨界,我们没有仔细地去观察和分析。

比如说谷歌,谷歌做搜索引擎的为什么做自动驾驶汽车,引得我们好多的中国企业根本就没有汽车行业的经验,现在都纷纷做起了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我说你有什么技术积累可以做无人驾驶机车?谷歌为什么可以做?谷歌之所以做无人驾驶汽车,因为无人驾驶技术正是谷歌的畅想,谷歌没有跨界,而是把他的核心技术延伸到了自动驾驶上。自动驾驶用的是谷歌的图象处理技术,图像和数据处理的技术这正是谷歌搜索多年来积累的优势所在,所以他没有跨界。你不能把谷歌的汽车看成是一辆汽车,你应该把谷歌的汽车看成是一部强大的数据处理器,因为他通过声光电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在识别周围的环境,有的是图像,有的是声音,有的甚至是热能,他把这一系列传感器获得的信号输入到他的中央处理器当中去,判断我这个车周围都有几辆车在开,这几辆车的速度是多少,发生碰撞的概率是多少,进行快速地运转。当两辆车非常接近的时候,他做出判断驾驶盘拐弯。我们看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视频可以看到,当一辆车离得特别近的时候它自动就拐走了。实际上他是根据传感得来的信号,对这些信号进行处理分析,然后做出操作的指令。因此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实际上不是传统意义的汽车,他的核心是强大的数据和图像的处理器,而这正是谷歌的技术。

我们的企业很多既没有做过车,也搞不清楚图象处理是怎么回事,他就贸然地冲进去了,那不找死吗?他有什么技术能力能够做这些东西?你不要看国外的企业,其实国外的企业他的跨界比国内的企业要少多了,他是以专注而著称的。

小结

总体来说中国的宏观经济现在没什么好看的,大家都说未来宏观经济有很多不确定性,在我看来未来宏观经济没有什么不确定性,非常确定的,就是L形的长尾巴,大家不必对宏观感到焦虑,焦虑的原因是我们难以把握,其实现在宏观我觉得很好把握。

你就准备好L形的尾巴还有个三五年就好了,不必再为这些事情再花时间费脑筋去思考,要思考的是在长L形中企业怎么办,从过去的制造转向研发,从过去的市场份额转向思考创新,转向产品,专注产品、专注技术。以中国企业家的才能,以中国市场的巨大,我相信只要我们下决心转型,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而只有中国的企业能够创新,不断地保持活力,中国的宏观经济未来就有希望。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不代表潮汕财经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欢迎关注
潮汕财经(ID:zjcj88)

长按识别二维码,欢迎关注

资讯导航